在2000年以前，中國礦工每年有上萬人遇難。2001年，這一數字為5965人；2002年，6528人；2003年，6434人；2004年，6027人。
    相比之下，2003年全世界產煤約50億噸，死亡人數8000人左右，中國當年煤炭產量16.6億噸，占33.2%，而死亡人數6434人，占80.4%。中國的煤礦百萬噸死亡率是美國的100倍，俄羅斯的10倍，印度的12倍。
    這些數字足以說明，在中國，煤炭的顏色不僅僅是黑色，更多的時候，它是血紅色的。
    大煤礦之困
    隨著煤炭部在1998年被撤銷，一大批原屬煤炭部管理的國有重點煤礦被下放到地方，由主管工業的副省長、副市長匆匆接管。由于此前煤炭行業一直在承擔“政策性虧損”，此舉被認為國家有“甩包袱”之嫌，地方政府并不樂意。更要命的是，地方政府對煤炭行業并不了解，這也導致其分管領導基本屬于煤炭業的外行，對安全的考慮自然沒有內行那么精通。
    同時，由于多年來的價格管制，煤礦行業應有的利潤也被其他行業吞噬，幾乎失去體內造血能力。據專家估算，全國煤炭行業僅電煤一塊就轉移效益500億元以上。一方面，煤炭行業已經進入市場，另一方面煤炭價格卻沒有形成市場機制，這直接擠壓了這些企業的安全成本，導致了大型煤礦企業的“苦”、“窮”、“險”局面。
    自2000年以來，各地紛紛組建大型煤炭企業集團，但是這些集團僅滿足于行政意義上的“做強做大”，在公司化運作上幾無實質性舉動，外部資金鮮有進入，體外輸血也難以進行。
    在這種困境之下，“大礦大險”的出現便幾乎不可避免。
    對煤礦行業而言，一個好消息來自2004年12月29日秦皇島舉行的“2005年全國重點煤炭產運需銜接會”。會議傳出的信號是：國家要把電煤交易推向市場化的信號和意愿非常明確。
    但愿在煤炭價格市場化之后，煤礦行業能夠將多年的安全欠帳逐步補上。
    小煤礦之亂上世紀末，為了煤炭行業的扭虧為盈，大部分中小國有和集體所有的煤礦礦井被承包、出租給個人。
    雖然《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公務員法(草案)》、《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已經規定公務員、黨員領導干部不得經商，但是在一些小煤礦中，“官煤勾結”早已不是秘密。
    “官煤勾結”的第一個表現形式是官員“參股分紅”。有消息稱，興寧煤礦65名股東中，近半涉及安監、稅務、公安等多部門官員。2003年9月8日發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的貴州省金沙縣烏龍煤礦實際上是由金沙縣5名局、鄉黨政領導以家人名義入股興辦的。
    最極端的一個例子是有政府官員甚至赤膊上陣。2005年3月14日，黑龍江省七臺河市新富煤礦發生礦難，18人死亡，其礦主彭國財竟然就是七臺河市桃山區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的副局長。
    官煤結合的第二個表現形式是官員接受賄賂，充當保護傘。2002年轟動一時的南丹礦難，礦主和一些黨政官員相互勾結，成功地將重大礦難隱瞞了半個多月。而123人遇難的興寧礦難本是一場可以避免的悲劇，就在7月中旬，鄰鎮發生16名礦工死亡的特大礦難后，梅州所有煤礦均被要求停產整頓，但大興煤礦在停產不到四天后就明目張膽地進行違法、違規、違章作業，背后若無官員支撐，礦主曾云高豈有如此膽量？
    官煤結合的第三種形式是煤炭富豪們直接和政治聯姻。有媒體指出，在某產煤大省的一個普遍現象是礦主們將子女們安插在政府部門和政法機關，這些以司機、勤雜工等名義進入黨政機關以及公、檢、法等部門的富豪子弟，過不了多久，就會成為擁有“高學歷”、高職位的實權人物。
    當官員們的權力和礦主們的資本如此緊密結合時，我們不難理解湖南省煤炭廳一位老干部所說的：“有些人自己的黑錢比別人家靈堂里的白幡重要。”我們亦不難理解湖南婁底市委書記蔡力峰所言：“不動官煤勾結的根子，就不可能治理婁底礦難。”
    治亂需用重典。就國有大型煤礦，中央政府要加強產權改革，從根本意義上改善其生存狀況。就小煤礦而言，中央政府要拿出切實可行的措施，對“官煤勾結”現象一究到底，避免再次陷入“礦難頻繁——整治——反彈——礦難頻繁”的怪圈。
    國務院此次對投資入股煤礦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國有企業負責人撤出投資的最后“通牒”時限是一個月，即9月22日，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來源：新知訊報　作者：馬彥娜 馬江 田麗